格鲁吉亚调查委员会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于1989年10月在格鲁吉亚媒体上发表了，内容充满了矛盾，但给人的印象是帕季阿什维利受了罗季奥诺夫上将关于保证不会有伤亡的误导。帕季阿什维利够惨的了，但罗季奥诺夫看上去更惨。这份报告虽然始终没有提到戈尔巴乔夫所扮演的角色，但它提供的证据表明，就在悲剧发生前的几天里，帕季阿什维利频繁与莫斯科政治局委员通电话，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和亚佐夫。此外，亚佐夫证实4月7日晚上戈尔巴乔夫从英国刚一回来，就与帕季阿什维利通了电话。如果亚佐夫的话可信，那么戈尔巴乔夫很难让政治局接受他对自己责任的辩解。

其他方面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印象。当时任土库曼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格鲁吉亚政治形势的看法。据他介绍，戈尔巴乔夫获悉那次大屠杀事件后，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们流的血越多，就越可能回过头来向我们企求帮助。”尼亚佐夫是一个对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表示极度轻蔑的人，他还引述了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民族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的真正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与苏联的经济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它们分离出去的话，将无法生存；就算它们能分离出去，也会很快回来。”当然，尼亚佐夫并不是一个对此事没有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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