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6日，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兆铭突然离开陪都贵阳经昆明转赴河内，消息一经传开，国人顿时哗然。

然而还没等国民党平息汪出走引发的风潮，1939年1月6日，汪兆铭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刊载鱼电：1939年1月6日。

贵阳中央党部，蒋先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去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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