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的真正原因。然而，只要法律禁止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联合，法律在工人看来就似乎是低工资的真正原因。要知道，工资与劳动的供求有关。最能把这种关系告诉给工人阶级的，就是罢工的经验，因而最要紧的，就是不扰乱这种教育课程。

无论是工会还是集体罢工行动，从本质上绝对地对其加以谴责，都是大错而特错的。我承认，愚蠢的罢工是邪恶的，而只要罢工力图使工资高于供求决定的市场水平，罢工就是愚蠢的。但供给和需求并不是自然力，无需工人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参与而把一定数量的工资硬塞在工人手里。市场工资率不是由某种自动器械决定的，而是人与人讲条件的结果，也就是斯密所谓人们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些不讨价还价的人，即便是在商店购买东西，其所付的价格也会长期高于市场价格。更何况穷工人是同富有的雇主打交道，如果他们不象俗语所说的那样“拼命争取”的话，他们就会长期得不到那种根据对他们劳动的需求而应该付给他们的工资额，但如果不组织起来，他们又怎么去拼命争取呢？一个工人单独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他不与其他工人商量（这很自然地会导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市场状况是否允许提高工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象工会那样的工人组织，非但不会妨碍劳动市场的自由运行，反而会对劳动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必要的帮助。工会是劳动的出售者在竞争制度下借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还有一非常重要的考虑，是由福西特教授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经验已最终使较为聪明的工人能够相当正确地估计出一场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能否取胜。工人现在已几乎同雇主一样明了雇主货物的市场情况，能够计算出雇主的利得和支出，知道雇主的生意什么时候兴隆，什么时候不兴隆，只是生意兴隆时，他们才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如果知道他们要罢工，多半是会同意增加工资的。由此可见，事物发展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使任何一个行业工资的提高都取决于该行业利润的增长。正如福西特先生所说，这种趋势标志着劳动者开始经常参与分享得自其劳动的利润。根据前面某一章 叙述过的理由，这种趋势是应该加以鼓励的，因为主要正是由于有这种趋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才可望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罢工以及组织罢工的工会，非但不是现存社会机器上的有害部件，反而是有用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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